劉半農《四聲實驗錄》
劉復先生首先用浪紋計研究漢語聲調，得到了聲調的音高F0曲線1924年出版了《四聲實驗錄》，他提出漢語聲調就是音高頻率（語音基頻）的變化。
《四聲實驗錄》（Record of Experiments on the Four Tones），為早期語音實驗儀器研究漢語方言聲調的著作 。劉復(1891～1934)著﹐原係劉復法國博士論文，1924年3月上海群益書社印行﹐1950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出版，。書名上的“四聲”是漢語聲調的統稱﹐所實驗的方言的聲調不限於四聲。該書實驗的方言共12處﹕北京﹑南京﹑武昌﹑長沙﹑成都﹑福州﹑廣州﹑潮州﹑江陰﹑江山﹑旌德﹑騰越(今騰沖)。內容除“引言”外﹐分7個部分。第1部分“聲音的斷定”﹐從物理學的角度說明“聲浪”﹑“音的長短”﹑“音的強弱”﹑“音的本質”。第 2部分“語音和樂音”﹐從語音與樂音的不同說明四聲是高低的差別﹐指出了四聲的基本條件。第4部分“計算及作圖”和第5部分“聲音與對數”﹐說明用精密的方法計算浪紋計上所畫出的浪紋﹐並按數據畫出圖。第 6部分﹐“已實驗的四聲”﹐是12處方言聲調的記錄﹐某處方言有幾種聲調﹐就畫出幾張分圖﹐然後把分圖匯合成一張總圖﹐總圖後有一個五線譜圖﹐接著是一組 “標音符號”﹐畫在所舉的例字旁邊。第 7部分“餘論(今日以前的四聲論)”﹐蒐集了歷代和當時比較重要的關於四聲的論述。本書在理論方面﹐特別是對樂理講得很透徹﹔在實踐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從調值來看﹐有許多聲調曲線都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從調類來看也有一些錯誤。儘管有缺點﹐但在中國以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研究聲調﹐並寫成專著的﹐《四聲實驗錄》是首創。在它的影響下﹐羅常培的《臨川音系》(1941)﹑王力的《博白方音實驗錄》(1931)等都是用劉復實驗聲調的方法確定聲調的讀音。
中國的語言學家早在30年代就用實驗方法分析漢語語音。有劉復的《四聲實驗錄》（1924），王力的《博白方音實驗錄》（1931）。他們在法國學習語音學，用浪紋計做漢語聲調的實驗。當時他們在國內首先闡明了聲調就是音高頻率的變化關係。趙元任在30年代以後做了吳方言及廣東、湖北、湖南等地的方言調查，羅常培調查了廈門及其他方音，都是用當時的唱片灌音和用浪紋計、漸變音高管等工具記錄和分析語音。劉復創制了聲調推斷尺，是國內的第一種語音實驗儀器。趙元任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立了具有國際水平的語音實驗室，羅常培在北京大學創立了〝語音樂律實驗室〞，這些都擁有完備的灌音設備和各種形式的浪紋計，以及從國外獲得的一些生理實驗儀器等。他們還與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合作，創制電子管的音調計。（資料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 P352-354 。吳宗濟撰稿。1994年4月。台北:錦繡出版社。 ）
吳宗濟先生經常對我們講述羅常培先生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大力提倡用實驗手段研究漢語語音的事跡。羅先生提出，“解決積疑可咨實驗以補聽官之缺。凡舉聲韻現象，皆可據生理物理講明。從茲致力，庶積事實求是，信而有征矣〈羅常培1956〉。”羅先生的這段話表述了耳聽口仿，語音實驗，與語音研究之間的係。劉復先生首先用浪紋計研究漢語聲調，得到了聲調的音高F0曲線1924年出版了《四聲實驗錄》；他發明的“乙一聲調推斷尺”和“乙二聲調推斷尺”，為漢語聲調研究提供了測量手段；他通樂律，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建立了“語音樂律實驗室”，為中國語音實驗研究奠定了基礎。白滌洲是劉復先生的弟子，寫了“關中入聲”，《關中聲調實驗錄》以及有關北京話聲調的論文。王力先生1927年在巴黎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是用浪紋記記錄的〈王1980〉。趙元任先生幾乎與劉復先生發表《四聲實驗錄》同時，在《清華學報》上發表文章，精闢地闡述了漢語聲調就是音高頻率（語音基頻）的變化，他用簡單樂器和漸變音高管來模擬聲調的音高，確定聲調的調值〈吳宗濟， 1996〉；趙先生1930年發表了他的聲調符號系統〈Chao， 1930〉，為中國語言的聲調研究奠定了基礎；趙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漢語語調的觀點〈Chao， 1932， 1933〉；他的“語音音位的非唯一性”〈1934〉一文是舉世公認的音位學經典之作。他擔任當時（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主任期間，建立了一個很完備的語音實驗室。本世紀二三年代，中國在語音學理論及語音實驗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在國際上是處於先進行列的。不幸的是，抗日戰爭爆發了，研究部門和大學西遷，研究工作被迫中斷。（林茂燦 撰 《語音研究報告》(1998)）